1924年9月，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日本留影。半年后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！
一九二四年九月，日本的一张合影里，孙中山与宋庆龄并肩而立，神情平静。
照片之外，国内却早已翻江倒海。第二次直奉大战打得正凶，冯玉祥突然回京发动政变，占了北京，把靠贿选上台的曹锟软禁起来，部队改名为国民军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冯玉祥给孙中山递来一封北上的邀请，说要请他进京“指导一切”。
国民党内部并不一致，胡汉民等人觉得此去凶多吉少，进了北京，军阀林立，恐怕说不上话。
苏联顾问鲍罗廷却看得更远，认为北上能把舞台放大。
孙中山没有多犹豫，他信冯玉祥，也清楚局势不会再等人。此前他曾托人把《建国大纲》送给冯玉祥，这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有默契。
十一月十日，孙中山在广州发表《北上宣言》，话说得直白，对外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，对内要召集国民会议，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。
十三日启程北上，当天乘永丰舰抵达黄埔，视察黄埔军校。
他对蒋介石等人说，只要学生们能完成未竟之业，他便可以死了。这句话说得轻，却像是把一生压在这一程上。
世事转折来得很快。孙中山刚动身，冯玉祥那边却撑不住了，只得同张作霖、卢永祥等人妥协，推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，冯玉祥本人被调往张家口，去当西北边防督办。
孙中山已经在路上，箭已离弦，退不得，只能继续往北走，指望在政治层面撬动局势。
十一月十七日到上海，近万民众前来迎接，口号一浪高过一浪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。
十二月四日抵天津，先会见张作霖。张作霖摆出强硬姿态，反对国共合作，还放话说若共产实行，宁肯流血。话说到这份上，自然谈不下去。孙中山劳累又受寒，在天津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却并未真正休息，卧病在床仍看书、见客。
段祺瑞派许世英前来迎接，他当面斥责所谓“外崇国信”和“善后会议”，态度毫不含糊。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孙中山抱病进京，住进北京饭店。
车站前挤满欢迎的民众，旗帜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头衔。病情已明显加重，接见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时，只能躺在卧铺上完成。他随后发表《入京宣言》，反复强调来京并非争权夺位，只为救国。元旦当天，段祺瑞派段宏业和梁鸿志前来贺年，他以身体未愈为由，推迟会面。
一月五日起，协和医院开始系统诊治，用药针治疗，却始终不见起色。医生建议手术，他起初不同意，仍觉得时间紧，事情多。一月十七日，他还在病榻上致电段祺瑞，反对召开“善后会议”。直到无法进食，体温持续升高，才点头同意动手术。
一月二十六日开腹，医生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。
肝脏表面、大网膜和大小肠面布满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硬结节，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，坚硬如木，根本无法切除。
只能取组织活检，吸出脓液，匆匆缝合。化验结果很快出来，肝癌晚期。
孙中山听后很平静，决定继续接受镭治。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，没有任何效果，医院也只能坦言已无回天之力。
二月十八日出院，转而接受中医治疗，北京名医陆仲安接手，病情一度略有缓和。
二月二十四日，情况骤然恶化，气息微弱，呼吸急促，中医也表示爱莫能助。腹水不断增加，脉搏一度跳到一百五十六次，饮食困难，全身浮肿，疼痛难忍。
宋庆龄日夜守在床前，寒冬里只穿着袜子在房间走动，怕发出一点声响。
病到这个程度，他仍未放下国事，推动国民会议筹备，接见各界人士。
二月二十四日下午，汪精卫、孙科、宋子文、孔祥熙等人进入病房，遗嘱稿被念了一遍。
政治遗嘱回顾四十年国民革命，强调唤起民众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继续奋斗，要求尽快推进国民会议，废除不平等条约。家事遗嘱则把衣物、书籍、住宅交给宋庆龄作纪念，子女自立。孙中山表示认可，却在听到宋庆龄的哭声后，说先收起来，他总还有几天生命。
三月十一日，何香凝探视时发现他的瞳孔已开始散光，立刻催促签字。
宋庆龄得知后，忍痛表示愿意配合。
中午，众人回到病房，孙中山已无力抬笔，只能由宋庆龄托着他的手腕，在遗嘱上签名。除前两份遗嘱外，还有一份由陈友仁和鲍罗廷起草的《致苏俄遗书》，希望继续合力共作。
签完字后，他吃力地说，北上是为谋和平统一，方法在国民会议、不平等条约的废除、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实行，遗憾在主张未竟。他把儿子孙科和女婿戴赛恩叫到床前，叮嘱善待宋庆龄。
深夜四时，他开始说胡话，断断续续念着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、国民会议、同志奋斗。三月十二日九时三十分，孙中山停止了呼吸，五十九岁。
人走之后，送别却绵延不绝。段祺瑞政府下令降半旗志哀，并拨专款治丧。各国驻华公使前来吊唁，唁电从国内外不断送达。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治丧委员会。
三月十九日灵柩移至中央公园，沿途十多万民众护灵。
三月二十一日，永丰舰改名中山舰，香山县改名中山县。三月二十四日公祭，七十四万人签名致哀，挽联、祭文、悼词堆积如山。
四月二日灵柩送往碧云寺，送殡者三十多万人。一九二九年，中山陵建成，灵柩南下南京，五十万人作最后告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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